永別了！我的老友。
1998年，美國國務院委託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安排中國、香港、台灣兩岸三地七位環保生態保育團體代表（中國代表─梁從誡自然之友會長，香港三位，台灣三位），共聚美國，展開14天的參訪學習之旅，我們成了好友。
2000年，梁從誡、方晶夫婦來台。我們安排了詩人余光中與梁從誡的人文、環保座談會，真是一場充滿機智、詼諧及關懷的大師對談。
2000年和梁從誡夫婦共同攝於墾丁
2000年梁從誡在高雄下塌飯店指導小兒李威、小女李恬情景
作為一個接過自然之友的接力棒近兩年的晚輩，我完全沒有想過，在梁從誡先生突然離去的兩天裏，我會以這樣的一種方式重新“認識”這位長者。從梁先生的夫人方老師29日下午4:13分告知梁先生離去的消息開始，悲傷的多米諾骨牌沒有盡頭，我仿佛被拋進了全國乃至海內外朋友們傷感的波段中。大家的電話、電郵、短信和奔走仿佛讓我觸摸到這位老人－樸素又多彩的人格魅力，可親又可敬的家國情懷。
1995年底，我和梁先生在華盛頓的一次培訓課上相識。當時已經63歲的梁先生精神矍鑠，兩眼炯炯有神，說起剛成立的自然之友流露出無限的憧憬。 在一個多月緊張的課程中，身上越來越鼓鼓囊囊的雙肩包，拜訪各式機構的步行勞頓，各種機智的發言和討論，梁先生的智慧、精力與平和讓我敬佩, 我與梁先生就像同學一般渡過了一段難忘的時光。 我從梁先生的口中認識了我的同鄉奚志農，以及梁小燕和楊東平老師。 回憶起九十年代的環境問題和社會事件時，梁先生哽咽的話語，顫抖的茶杯，讓我感受到這位老人的情懷。記得在佛蒙特－沃特伯羅小城的一座康橋旁的露天咖啡廳裏， 梁先生看著夕陽下清澈潺潺的河水詼諧地說：“毛主席說的，你們年輕人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世界是你們的。你們趕快努力，讓中國的老百姓都能有機會坐在我們自己的河邊，看著清亮的河水品茶聊天，那才好呢 ”。
雖然此後與梁先生還有過幾次見面的機會，但總是匆匆而過。 再次細緻地與梁先生交流就到了2005年的秋天了。 為了反映雲南滇西北世界遺產地千湖山景區內，傷害當地社區利益和違規開發的公司行為，梁先生在自然之友辦公室和員工一起接待我，幫我出主意，想辦法，最終決定要向全國政協報送材料。 但末了告訴我：我們盡力而為，沒有保證。看著已經蒼老和疲倦的梁先生，我好像突然之間感悟到一種在真實的環保問題和利益衝突面前，草根環保組織“彈盡糧絕”的無奈，但同時仍要死馬當活馬醫的堅持。 直到昨天收到李來來的郵件，提起梁先生就民間組織環保行動曾經說過的話－ “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白說還得說”，才突然明白了梁先生環保思想和行動中的“真北”，以及那種居於現實又試圖超越現實的豁達和自嘲。
梁先生最後幾年的健康狀況或許與自行車騎行有某種關係。作為身體力行的環保人士，梁先生胸懷廣袤的視野，但在行動上坐言力行，遠離西方某些環保團體的形象－armchair environmentalist 輪椅環保人士， 也就是過多理論和宏觀的說教，缺乏自身行動改變的環保人士。 正是在美國初次相識的時候，梁先生對環保組織的反思給了我日後觀察身邊環保組織的一個獨特視角。在我看來，梁先生深信個體的力量是帶來社會改變的基石，他把公民教育和環保結合在一起，他選擇了一條最不取巧，最困難的環保道路。 正是因為始終如一地踐行“善小”，而走上“善小”的祭壇。 中國城市的發展日漸偏重機動車的出行地位，自行車文化似乎落後了。在氣候變化和減排的熱點到來之前，梁先生在自行車問題上的洞見與堅持更顯與時代潮流的“格格不入”。 他在一次外出騎行時，在胡同裏與機動車“狹路相逢”，短暫地動作遲鈍使他從自行車上摔下。 從此的治療和康復過程也同時伴隨著逐漸沉默寡言的生理變化。也就是在前後大約十年的時間，我們見證了自行車大國在中國道路上“丟城失地”，整體失語的尷尬境地，更深刻地體會到擁堵不堪的大都市遠離“宜居”環境的焦灼；但是也更欣喜地看到北京奧運會之後自行車引領健康低碳的新時尚，市政建設的計畫開始逐漸重新把自行車出行提上了議事日程。 梁先生對環保生活的堅持和洞見在某些專業環保人士看來可能缺乏技術的含金量而顯得膚淺，但是梁先生恰恰在技術環保和輪椅環保的維度之外支起了一個最容易被忽視，也是最難堅持的新維度－公民環保教育，以及個體環保價值和行為的直接改變。
作為晚輩，唯恐梁先生會失望。 兩年來，我的心裏堵了很多話題無法與梁先生交流，但在您離開後的兩天日子裏，很多問題似乎已經不再需要答案。 情感的震盪中讓我們互相作伴：讓讚美和感激的心在11月2號的告別儀式上聚攏，再送一程梁先生，九泉之下您放心遠遊吧。在您身後，我們懂得堅持和守望的意義。
李波(自然之友總幹事)， 2010年11月1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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